1935年5月25日的阴雨午后，松花江上游雾气迷蒙，舒兰县老黑沟的山谷里还飘着残雪的凉意。谁也想不到，不到一周之后，这里会成为屈辱与血泪的代名词——老黑沟惨案就此拉开帷幕。
先看彼时的背景。1935年春，关东军为了给傀儡“满洲国”扫清隐患，策划了数十次“春季讨伐”。第16师团第38联队被派往吉林，其联队长田路朝一奉命肃清抗联活动区，同时制造“振慑样本”，他选中了交通便利又缺乏驻军的老黑沟。命令自伪长春转达，仅一句话：“三日内，根除抗拒”。如此狠辣，足见日军对北满民心的忌惮。
5月29日上午，腰呼兰岭上突然传来枪声。村民李老汉正挑水，山口冲出一队灰褐色军装，他只来得及吼出一句“爹，快跑！”（“别回头！”）便被推倒在地。第三大队分左右两翼，高举膛线步枪，远处射击，近处刺杀。呼兰岭下的十几户人家不到半小时便无人声，房梁被拆去堆成柴垛，随后一把火直冲云霄。
青顶子是当天第二个目标。这里曾给抗联提供粮食，田路将其视为“顽固巢穴”。日军先封锁四口山道，再逐屋拉人。被捕者被逼到桦曲顶子桦树林，先挖宽一米的浅坑，土刚到胸口，刺刀已然落下。据事后统计，仅此一处，两小时内殒命村民二百余。
6月1日拂晓，第三大队南下柳河屯，72名男女被集中到孙家院，逐个审讯，逼问“共匪”去向。下午，士兵拖着俘虏到胡家店，屋门一关，冷枪声断断续续，直到天色沉黑。尸体抬出后，院落点燃，火中飘出土炕被褥的焦臭味，72条生命就此尘封。
日军并未撤离，而是驻扎青顶子，白昼蒙头睡大觉，入夜磨刀布哨。每天凌晨一两点，他们循鸡犬声按户搜捕，再押往月牙泡。那片三面环水的洼地成了行刑场。抗命者被迫面朝水面排跪，重机枪成排响起，子弹击碎夜色，也粉碎了一百多人的生机。月牙泡的水，此后多年皆呈暗褐。
6月2日下午，西山根树林再现惨剧。被捆在松树上的村民胸膛裸露，每株树前立一名士兵。军官挥刀下令，刺刀同时刺入肉体，十余秒后拔出再刺。目击者后来哽咽回忆：“树皮都溅红了。”这一天，村里又少了一百多口人。
更骇人的是所谓“串串杀”。鬼子用铁丝将人反绑，再穿入水曲柳长杆，每根杆子串二十人，三根杆子并排。队伍被拖到月牙泡边，重机枪压制，刹那之间，跪地者悉数倒下。日军随后逐个补刺，确保无人生还。幸存的两名少年装死挨过搜检，深夜钻进苇荡，才留下了对外的第一手口述。
6月3日清晨，日军假意撤离。山里逃散的乡亲见状返回拾捡亲人遗体，刚进村，大队人马又杀了回头。破门声此起彼伏，许多家庭就此绝嗣。屠村后，士兵剪下遇难者耳朵，装入麻袋，田路在战报里谎称“斩获抗联耳一千余”，借此邀功。两袋血淋淋的耳朵随着军车驶向哈尔滨，留下的只有炭化的屋基与嗡嗡苍蝇。
整个“讨伐”自5月29日至6月7日，共十天。老黑沟地区死亡1017人，烧毁房舍1000余间，牲畜大半被宰或驱走。数字看似冰冷，背后却是三代人的血脉与乡土记忆被连根拔起。有意思的是，日军原本期望用高压削弱抗联势力，结果却激起更猛烈的游击。舒兰一带的青壮自此大量参军，抗联第3军补充率在7月飙升一成。屠刀没能截断怒火，反而把沉默锻造成枪口。
田路朝一自认立功，6月下旬回到牡丹江述职，随即再度南调。在通化山区，他的车队遭到抗联伏击，数名随从当场被击毙。田路身中流弹，倒卧山路，死前据说仍喊着“讨伐未完”。7月15日，其阵亡电文传抵东京，但日方新闻公报仅以“阵歿”二字略过，连级别都未提，似怕刺激国内已渐低落的士气。
对老黑沟幸存者而言，报纸上的寥寥数语远不足以平复创痛。由于房舍被毁，许多家庭迁往拉法、大坡或索罗窝子，散落于松花江北岸。有人终身不愿再回原村踏一步。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东北，统计遇难人口时，数名老人在寒风中对国民党官员说：“写上一千零十七个，一个没少，也一个没回。”那张字迹歪斜的簿子，如今仍静卧在吉林省档案馆。
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关东军罪行，老黑沟惨案列入证据卷宗。公诉人引用幸存者证词：“他们先用铁丝捆我们，再让机枪扫射，我被压在三具尸体下面才活下来。”庭审记录至今公开，页面已微黄，却无声诉说当年腥风。
在东北乡村口口相传的歌谣里，老黑沟常被称作“黑血沟”。春耕时节，山泉冲刷出的暗色泥浆，提醒着后来人这里埋着谁的骨头。每到清明，附近村镇总有人背着纸钱和白酒跋涉上山，碑前不立花圈，只默默添一抔土。战争留下的，不只是统计表，更是延续至今的疼痛与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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